梁廷(1796—1861)于1844年定稿的《合省国说》一书，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美国的共和政体、选举制度、宪政理念和三权分立观念。
其次，从关联性原则看，软法规范是利益导向机制的形式，而维度是利益导向机制的作用空间，三要件统摄于利益导向机制。为了要决定人们必须如何行为，就一定要决定何时和何地他们才必须在所规定的方式下行为。
但是法律约束力是法律效力的核心部分，没有法律约束力可约等于没有法律效力。{28}关于强制性规范，有与强行性规范的称谓之争。{17}韩忠谟：《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47。半强制性规范，恰如施瓦布教授所言，可以理解为是向法律关系中较弱的或更容易受到损害的一方提供最低限度保护的规定是强制性的。本文认为，软法效力发挥的结果状态是法律实效，表现为现实的法律秩序。
因此，可以认为，凡是具备利益导向机制的软法规范，不管是形式多软（不完整、不正规、不权威），都有其效力，都可以成为作用于社会的现实力量。第四，创造沟通、协调的平台。案件请示制度，究其根本来说，是将具体案件的处理权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层层分配给司法机关内部数个层级的职权主体，乃至于分配给上级办案机关的相关主体。
由于我国司法机在内部采取科层制权力构造，因而司法权的运行也呈现与行政权趋同的运作模式。而就对法官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问题来说，现代法治的逻辑是依靠诉讼程序的内在制衡机制，通过积极发挥诉讼参与人的作用，并且借助审判公开制度、证据制度、审级制度的功能以制约法官权力的滥用。案件请示制度在司法机关内部营造出了一种蔑视法律专业知识的风气。目前法院、检察院已经形成了上级院考核下级院的统一考核模式，考核的方式是将考评的内容划分为若干可以数或者率计算的因子，对每一个因子设定固定的分值，然后在根据完成每项具体工作的情况计算最后的得分。
曾经立足于良好目的的操作化指标将转变为仪式化的符号或者教条，从而使效率严重受损，固有的任务和目的将会因之遭到悖离。围绕着这两个制度，司法官员在悖离其法律人固有角色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与科层制司法同质化的异化角色定位。
司法人员作为法律人本应等同关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但是行政化的绩效考核制度使其异化为了结果的奴仆。3、公、检、法三机关存在一体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和防范职业风险的共同目标，因而逐渐在诉讼环节间形成利益结合点。案件的一切实物证据和言辞证据，都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按照领导阅读的方便被归纳整理为统一格式的案件审查报告，进而通过层层递交审批的方式形成决断。该种异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行政内控机制的效率和成本考虑。
因此，他们是捍卫法治所必不可少的。11 王振东：《韦伯：社会法学理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逮捕异化为监禁刑的预支，取保候审则异化为缓刑的前奏，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在短暂的审查批捕期间就已大致决定，其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严重受损。具体特点包括：1、考评的重心侧重于具体政治目标、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科层制的等级体系中，受约束的组织人员，其思维的弹性和思维活跃性受到很大的约束，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只有规则是唯一的，根本不允许组织中的个人有自己的思想。因此，我国无论是法院系统还是检察院系统，目前都已建立了以案件办理结果为量化评价指标的绩效考核制度。
组织中的个人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目标服务，科层制依据可操作性的指标评价目标的达成情况，从而对组织中的个人进行激励与惩戒，从而得以有效排除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因素对整体工作的不利干扰。宪法和法律虽然也处于至上地位，但是绝非司法机关所遵循的唯一，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之忠诚甚至要优先于宪法和法律。
法官从能动的裁量者，异化为了机械的汇报者。行政乃是为实现某个私人目的或者公共目的而在具体情形中对权力的行使 4。与此类似的是，检察机关虽作为准司法机关，但其所采取的也是类似的科层制权力构造，并且更加强调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服从。8迄今为止，以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科层制构造仍然是司法机关内部权力构造的核心特征，即在法院内部，权力向庭长、院长等领导者集中，在法院外部，权力由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地方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集中，从而形成一种金字塔型权力结构体系，这种权力结构在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的内部管理模式 9。首先要考察人，因为如果不了解作为法律对象的人，就不可很好地了解法律。标准的统一性、机械性，抹杀了办案人员的能动裁量空间，从而使其异化为了考核标准的奴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司法和法官 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中，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出发，要求法院、检察院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6，此即所谓的三个至上理念。然而，在实然层面，受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影响，实践中检察官、法官的业务活动已经异化为对案件审查报告的制作和准备活动。
屈从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逻辑，成为了结果的奴仆，悖离了法律人对程序正义的信仰。可见，为了顺应刻板、机械的案件请示活动，原本应当活跃于庭审之上的法律人，已经悖离了其作为法律人的基本活动方式，放弃了其能动的作用空间，异化为了汇报材料的资料编辑器与文字输入员。
屈从于上级的非法律思考逻辑，放弃了独立的法学思考，悖离了法律人的职业素养。 司法的双维度观察 （一）现代法治理念中的司法和法官 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司法独立必须予以保障，司法机关对案件法律性质的认定是终局的。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 下)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278至280 页。在科层制的司法权运作模式之中，法官异化为披着法袍的行政官员，司法异化成了徒具审判表象的行政活动。3 【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为了完成赋予司法机关社会治理方面的功能，我国的法官与检察官需要具备趋同于行政管理者的经验和能力。
（二）我国采取科层制组织司法权的原因 为什么我国要以管理行政官员的方式来管理法官和检察官，并且要最大程度地压缩和限制司法官员的个人裁量范围呢？ 首先，上令下从的行政性权力行使方式，目前已深入公众乃至职权主体理念深处。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办理专业理性大打折扣，直线型、事实性的非法学思维大行其道。
法官的职业化素养虽也被强调，但相较于其他因素，重要性未免被大打折扣在这里，政府的行为应否与现行法律相一致，完全是一个由政府随时用功利性判断来自由选择的问题，只是对于受政府治理的公众而言，才存在一种无可选择的守法义务。
在法律所划定的范围之内，不仅公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个体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些人对权利神圣的观念持否定态度，他们所提供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个体权利反映的是个体（或个人）利益，如果承认一切个体利益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便难以控制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损人利己行为，他人权利和社会共同利益必然会受到破坏。
这些基本的法理如能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公共理性中内化为普遍的信念，依法治国就能得到强有力的观念支持。其一，这种推论混淆了两个概念。因此，要认真看待法律，就必须认真看待权利。2.最高权威的非人格化依法治国意味着赋予治国者一种必须依法行事的义务，意味着各级各类治国者都必须站在法律之下去思考和行动，于是，法律就必然成为君临一切的最高权威。
另一方面，一切社会主体都可以依照法律而享有和行使平等的权利，依法而治的政府对这些权利也负有予以尊重并着意保护的义务。仅凭此种观念的支持固然不足以实现理想的目标，但它却是成就法治理想最为必要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法律不仅不会时时迁就政府的各种即时性意向，反而会构成一种强有力的限制。超越法定界限滥用权利和权力，确实都会对他人或社会的合法利益构成破坏，但是，这本身就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违法行为。
在成熟而健康的观念中，法律应当首先被当作社会交往的普遍准则来理解。在民主政治中，法律不是王法，而是约法。